2016年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据备受关注。此前有观点指出，由于上学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的制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以来，成效如何？

1月22日，国家卫计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自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来的进展和情况。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全面二孩政策工作进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3年以前，二孩出生比重在全年出生人口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30%左右。2014年、2015年提升幅度就比较明显了。到2016年，二孩及以上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45%，较2013年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

由于高房价加重经济负担等原因，一些家庭在生二胎上还存在顾虑。目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国务院参事、原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表示，生二孩需要各种准备和环境，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释放。前些年累计的生育意愿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释放，预计2017年和2018年会有一个生育小高峰出现。目前还有一些配套措施还没有跟上，需要完善各种配套措施，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

出生人口为16年来最高

2016年是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也是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第三年。

据杨文庄介绍，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平稳落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间，出生人口始终在1600万上下波动。与此同时，据国家卫计委数据，“十二五”期间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350万左右；“十三五”期间，每年减少500万人左右。

杨文庄指出，在育龄妇女还在减少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出生人口还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说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还是得到显现的。据其介绍，根据之前的测算，“十三五”期间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效应集中释放的一个时期，年出生人口在1700万到2000万之间。也就是说，2106年的出生人口数是符合之前预期的。

杨文庄表示，201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2016年，达到了1786万，为2000年以来最高。出生人口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增加了140万以上，所以（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地域分布存在一定差异。杨文庄介绍说，东北和华北的一些省区生育增加更为明显，这反映了在北方确实有“羊年效应”的影响。

据第一财经报道，国家卫计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出生人口动态监测课题组分析，北京、河北、山东、浙江、湖南、河南、四川、陕西、广东、湖北等十个省份出生人口合计将比2015年增加140万以上。其中山东省的成效最为显著。

“山东前十一个月共出生135万人，其中约六成是二孩，达到80万人，远超一孩。”山东省卫计委基层指导处副调研员范其鹏表示。

结合范其鹏和杨文庄透露的数据大致计算，2016年山东二孩人数占全国二孩的比例大概在10%左右，贡献暂居第一位。而在之前，因为山东省申请二孩数量一度高达全国总量的25%，被媒体称为“最敢生”的省份。

同时，大体上看，东部较西部、城市较乡村政策效应要相对更明显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城市地区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人群要多一些，加上流动人口跨地域生育等情况，所以显示出了一定的地域特点。

育儿负担阻碍“二孩”落地

此前，国务院在《“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从目前的1.5~1.6回升至1.8左右。不过，这一指标被列为预期性指标而非约束性指标。

马力表示，最近这些年的出生率确实相对较低，回到2是合理的，也是目标。从宏观来看，所有的家庭都生2个孩子的话，可使人口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但人们出于自我价值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时间、工作、成本等方面的考虑，生孩子的意愿有所降低。所以，“十三五”时期，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较为合理的。

杨文庄也表示，“十三五”是政策调整效应集中释放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波动，（但）这个判断我们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政策利好之下，一些家庭生育意愿得到释放的同时，也有家庭因养育负担等问题“不敢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和60.5%。

典型案例如上海。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5年上海户籍出生人口数是10.38万，2014年是12.41万。2016年10月24日获得的不完整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的户籍人口出生数仅为8万多，按照每个月的平均数计算，2016年预计户籍出生人口数为10万左右，这说明上海夫妇的生育意愿没那么强。”

数据来源：海峡都市报

杨文庄指出，照料压力、养育成本、女性的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约束增强了。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的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还有，托育服务短缺非常严重，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我国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看护。

“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许多家庭也由于这些因素在考虑推迟生育。”杨文庄指出，同时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二孩提高用人成本，就业歧视问题也有所显现。一些地方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益落实不到位，母婴设施缺乏，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顾虑。

目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

一方面，积极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加强妇幼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制度，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供给。积极开展托育服务，大力推进学前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均等化，开展相关福利制度的政策研究，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新型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的建设，倡导家庭负责任、有计划的生育，摒弃重男轻女的陋习，把生育与养育教育结合起来，对子女的健康成长负责。重视家庭建设，尊老爱幼，夫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母亲。也要健全完善相应的服务设施，关心妇女儿童发展，营造对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不过，杨文庄同时指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各国在鼓励生育上，主要采取经济支持、提供托幼服务等措施，还在女性就业方面提供一些便利和促进政策。但政策实施的效果一般有5年到10年的滞后，这也提示我国需要在政策制定落实方面，加紧做、加快做。

中经城事综合

每日经济新闻、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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