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

陆 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每次，算法精准的亚马逊推荐给我的一堆书，我通常会买百分之六七十。陆铭先生的这本《大国大城》，就是这么买来的。「德科地产频道」主编寿小姐常跟我说起这本书，我说好吧，今天我搬家，从早上八点搬到刚才，那你把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拣一下，作为今天的头条吧。然后寿小姐就整理了这么一篇。还是那句话，无论我们身处在祖国的哪个角落，相同的基本观念，会让我们相聚在一起，在物理空间的某个街角，或者在微信海洋里的「德科地产频道」。PS:《巨Y国》被禁了，但是，我们还可以读《大国大城》。

刘德科PM22:50,Apr.12th,2017

文︱陆铭

一

当经济和人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集聚之后，集聚的速度会减缓，但集聚的程度并不会下降。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周围集聚，只是速度不像以前那样快了。

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东京。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整个日本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逐步减少，但是，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却仍然在增长，这就是集聚的力量。

二

一个人大学毕业了，想留在上海工作，主要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地区，他在上海就业的收入更高。到一个什么阶段他就不来了呢？如果他觉得在中西部老家的实际收入和在上海工作的实际收入（扣除物价差异）差不多，他就不来了。

把实际收入的均等化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均衡条件」，这是理论的简化，现实生活中，劳动力流动还会考虑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包括气候、环境等），但从道理上来说，读者可以把这些都作为实际收入的一部分，是一回事。

三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四

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由于经济高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导致的。这是错的。

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请读者们想一想，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会更像美国，还是渐行渐远？我经常说，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上，持有「中国是特殊的」这种观念是非常危险的，这往往会引向错误的经济政策。

五

我有个台湾朋友，他的姐姐原来在台北学中医做针灸，后来到上海来学习，学完以后不走了。他就问他姐，你为什么不回台北？她说，我在台北一天扎30个，我在上海一天扎300个。这句话很有意思。上海的人口大约是台北的10倍，诊所的业务量也大约是10:1，所以这里就有规模经济——客户多分享了诊所的固定投入。

另外，这个例子里还有学习效应。所有以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投入的现代服务业都有这个特点，那就是，越做越好。就比如我们做教授的，在大城市市场大，同样一门课，反复讲，就会越讲越好。如果是在小城市，恐怕就得上几门课，结果可能就是精力分散，都上不好。规模经济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又进一步产生学习效应。

六

我曾经和一个保加利亚人聊起他的祖国。他说，自从欧盟东扩之后，保加利亚有不少人移民去了欧洲的富国，一些制造业出现萎缩。我问他，这样有什么不好？他的回答是，也没什么，没有离开的保加利亚人更多地做起了旅游，生活也变好了。

七

大家可能会怀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吗？问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在问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底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看城市部门是不是能够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如果能做到，农民就可以不断地减少，最终，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少量农民的收入。

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已经在中国出现了，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规模经营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将家里的地转包给其他人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八

我在西部某地调研时，问当地政府官员:「有没有工业园圈了很多地，却很少有投资项目？」接受我访谈的政府官员说:「这个我不能说，我说了，会犯错误的......」是的，他没说什么，但其实已经回答了。

另一位当地官员比较开明，回答得也比较巧妙:「如果我们省有20个工业园，没投资是偶然现象；如果我们省有100个工业园，那这就是普遍现象。」而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省共有100多个工业园。

我去现场看了一个在全省排名20多位的工业园，结果看到的是大量闲置的工业园土地。工业园的地圈好了，却没有什么投资项目。一个在建的项目，已经开始建设两年了，仍然只有钢结构，连厂房都没有建成。

调研的这个工业园所在地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目前人口是5万，未来的规划是建成30万人口的城市。为此，这个县城正在建大型的市政广场，连接县城到所在地级市的公路有八车道。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在短短两年内扩大到了过去的3倍。

九

上海的杨浦大桥和翔殷路隧道连接着黄浦江以东和以西。这两条通道非常有趣，在早高峰的时候，是单向从浦西往浦东堵，反向则相对畅通，而在晚高峰的时候，拥堵的方向则正好反过来。换句话说，不少人住在浦西，上班在浦东，宁愿承受堵车之苦，也不搬家。

子女教育是影响居住选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浦西是传统的市中心，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浦西，结果，一些原本住在浦东的人，为了孩子也搬到了浦西。但问题还不仅限于此。

十

东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在那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东京人口密度可以达到世界最高之一，是因为它能够把拥挤、污染和犯罪水平都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讲到的三个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M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至于城市的极限，其实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日本人中有多少愿意承受高房价而生活在东京，不迁移到其他城市。

十一

我在安徽安庆调研时，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以前，村里土地很多抛荒，耕种的土地通常一年只种一季，亩产在600—700斤稻谷。现在，由于大量流出的劳动力将他们的土地进行了流转，转包土地的种粮大户在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后，亩产可以提高到1100斤以上，并且一年可以种两季。其实，土地只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资源，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西部其他很多资源都可以在人均拥有量上得到提高。

十二

总的来说，中国人口肯定还是向沿海和区域性大城市集中，包括内地的一些大城市，比如重庆、武汉。中国的中西部是片地域广阔、差异巨大的地区，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主要的承接地是中部，特别是长江黄金水道经过的省份。长江中下游运能很强，可以实现江海联运，外向型的制造业迁到长江中下游后，贸易成本增加并不多，所以安徽、湖北很大可能会成为制造业新的聚集地。

十三

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收入高，又没有相对于小城市更为严重的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等问题，这是不可能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不是「均衡」。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和城市之间是没有「国界」这样的人口流动屏障的——当前在中国实际存在的人口流动障碍也迟早会消除。这样一来，高收入、好的公共服务，伴随着相对严重的「城市病」和高房价，其实恰恰是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表现。

十四

如果按照人往高处走的规律，未来像河南这样的中部地区，人口还将继续向东南地区的都市圈迁移，相比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集聚过程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十五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过程当中，举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仍然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孩子的教育歧视，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中国正在出现大规模的家庭分居现象。而当前，城市的排外政策仍然在为这样的状况进一步「作贡献」。

十六

如果出现产业的衰退，人口的流失则更为严重，曾经的汽车城底特律出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汽车城的人口从2000年的95万下降到2010年的71万，10年间，人口降幅达25%。底特律人口在1950年曾经达到180万的高峰，当时在全美排名第5。但随着汽车产业的衰落，底特律出现了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大量房屋出现空置。

十七

城市并不是孤岛，它们是一个个相互依存的生命体。要讲清楚地理的作用，就先要看清楚中国的城市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市体系是多层次的。在整个国家层面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是三大经济中心，这三大中心的核心港口城市上海、香港和天津又分别是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和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主要出海口，因此，到上海、香港和天津的距离就反映了在国家层面的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与核心城市和国际市场互动的成本。请注意，中国的国土只有一面临海。

十八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已经过头了，而中小城镇的发展才是下一轮发展的方向，甚至硬是将英文里的urbanization区分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以所谓「城镇化战略」作为对城市化的替代。发展中小城镇并不错，但「城镇化战略」错在将中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机械地割裂开，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说明，大城市的发展可以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带动力。所以试图通过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腾出空间的这种政策主张即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十九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二十

一种常见的担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大城市会不会被挤爆了？放心吧，不会的。城市被挤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发展的人的想像，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民在大城市的净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

复旦大学高虹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扣除了物价差异和由住房价格代表的生活成本差异之后，大城市的实际收入仍然更高。换句话说，还是因为存在着制度上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中国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均衡还远没有达到呢。

二十一

城市人口是可以被科学预测的吗？坦率地说，很难，但是，真的是可以预测的。这里，我先介绍一个齐夫法则（Zipf’sLaw），根据这一法则，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

尽管经济学家和城市学家到目前为止还不太清楚齐夫法则的形成原理是什么，但从经验数据来看，齐夫法则已经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数据所验证。

二十二

京都的人口已经占全日本人口的10.3%。如果我们用东京圈概念的话，它的人口大约是3600万，也就是

说每三个日本人里面就有一个住在东京圈之中。然而东京圈的面积仅相当于上海全境加上苏州的面积。

二十三

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人口搬离城市中心的「逆城市化」现象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仍然拿东京作为例子。东京有一个现象:许多人白天在东京都上班，晚上则离开东京都，住在东京都周边的地方，所以东京会出现白天和夜间人口的差别。

东京都的夜间人口占白天人口的比重，可以看到，1965—1995年的30年时间里面，该比重越来越低，几乎是直线下降，但是从1995年以来这个比重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升。

二十四

根据上海复旦规划与建筑设计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测出上海要实现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人口。如果保持现有人口，不再引进新增劳动力，那么，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2040年时，上海的人口总量将减少到1900万左右；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60岁以上老人总量从目前的347万增加到800万，在人口中的占比从15%增加到41%，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保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不变，2040年上海人口就需要增加到3000万，但此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比当前下降，其实也是不可持续的；而如果让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不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更加可持续，到了2040年的时候，人口数量就将变成5400万。

当然，后一个估测没有考虑到城市人口扩张过程中会出现生活成本上升，一部分人口会因此选择离开。所以，上海2040年的人口数量大致会在3000万至5400万之间。

二十五

在一篇反思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案件的文章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顺便揶揄了一把东京的生活:「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

村上君还给这几句话加了一个带有经济学味道的注释:「以东京劳动者年收入的5倍可以买到的适当的新建独户住宅（面积100平方米），1970年位于距离市中心20公里的车站附近，到了泡沫经济全盛期的1990年远遁到了60公里处；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现在，恢复到了45公里处。」

类似的批判可能无心，但很容易获得共鸣，加剧人们对大城市的厌恶。但是，村上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仍然在向东京迁移，而且这一人口向东京集聚的趋势出现在全日本总人口下降的背景下。村上更不可能揭示这样的秘密——房价只不过反映了人们对于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市中心的区位越来越重要，不会有人愿意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住在那里。

二十六

有一次，我在一个官方的会议上讲了城市人口问题。有位与会的国企老总问，有没有考虑过大城市的「承载力」问题。我也知道，主张控制大城市人口的人一直在批评学者为什么算不出城市的承载力。既然算不出，就只好直接「规划」了。

二十七

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回家。司机知道了我是大学教授后，就问我对外来人口的看法，是不是外来人口太多了？我知道他问我这个问题时其实心里是有答案的，他一定是认为外来人口太多了。我反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外来人口多并不是件坏事？他面露疑惑的神情，于是我追问了一句，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谁为你养老？

二十八

江苏北部一个城市的文件里写到，将当地一个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平均需要投入15—20万，包括公共和个人的投入。今后10年需要转移160多万农民进城，这样算下来需要投入2400—3200亿，这么大的投资规模，政府财力根本无法支撑。

这样的困惑完全是因为人们将「城市化」狭隘地理解为「就地城市化」，如果农民可以异地城市化，并且将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带到建设用地产值最高的地方去，换取那里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那个苏北城市的困惑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二十九

调研一下就知道，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中西部农村，房子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是空的，而且很多是新房。试问一下，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最终会有75%以上的城市化率，那么，目前建的农民房其结局是什么？

进一步，我们应该问一句，政府应该将钱用于补贴农民建房，还是补贴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租房？哪一个政策方向更符合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的原则，答案应该是显然的吧。

三十

事实上，2001—2006年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并不是因为城市化的迅速进行，而是由于生态退耕还林。1998年遭遇华东大水，中央决定退耕，鄱阳湖、洞庭湖那些围垦的农业用地全部拆掉，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开垦的田地全部退耕。

2002—2005年是退耕还林规模最大的时期，此时耕地减少的面积往往小于退耕还林的面积，退耕还林才是耕地减少最主要的因素。

三十一

很多人会说，东部的城市已经没有地了，还能够容纳得下更多的人吗？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疑问，我想，那是因为你生活在城市，并不了解实际的情况。

且不说在城市的常住人口中已经有约30%的非本地户籍人口，他们已经在城市里就业并居住了，也不要说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密度下降得非常厉害，即使不增加城市面积，仅依靠提高人口密度就可以容纳下更多人口。

在东部城市，包括上海，工业园的密度非常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工业园可以转为居住用地，这也并不增加建设用地总量。退一万步讲，即使城市新增人口要占用更多的建设用地，城市周边也还有空间，对此，你只需要打开百度地图，并且启动「卫星模式」就可以看到了。

三十二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量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在身体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回到了他们的老家，而一直留在城市里的则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人群。正是因为这样的「选择性」效应，才出现了前面说的那种情况，似乎留在城里的年龄大的农民工并没有表现出更严重的健康耗损效应。

换句话说，这种表面上的与众不同的「成就」，其实只是一个童话，它的现实版本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为城市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和健康，而在他们进入中年以后，却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存在着某种筛选机制，相对健康的留下了，而不健康的负担却抛还给了农村。

三十三

价格机制虽然不是完美的，却是最公平的，因为价格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它是「对事不对人」的。如果有人认为价格升高影响了低收入者的消费，那么，政府要做的是对收入差距本身进行调节，而不是直接去干预价格机制，再用行政性的手段来对人进行区分，让一部分人拥有特权。

短缺永远是价格太低时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如果在偏低的价格之下，由政府来规定谁有权利来消费城市的资源，这才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城市管理政策只能针对行为，不能针对人。

三十四

在上海，2014年的常住人口大约2500万，其中，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占40%左右。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无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如果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比例持续提高，同时这一群体收入比较低，更不快乐，更不信任，并且相对聚居，那么，这将给城市的社会和谐带来巨大的隐患。

三十五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大大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

三十六

政府兴建的廉租房分布在哪里？也往往远离市中心。生活型服务业的工作人员大量是外地来沪务工人员，但是上海廉租房申请以本地户籍为条件，政策仅覆盖到上海户籍居民，而能够享受廉租房的上海居民并不是这个城市里收入最低的。

这样一来，一方面居住在郊区廉租房的人通勤距离增加，因为大量廉租房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另一方面，那些不能享受廉租房的群体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答案是群租。

对这部分群体来讲，群租能降低居住成本，离上班地点近。可是现在政策打击群租，这时人们就要住更大的房子，居住成本随之上升，这些成本最终都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会向他服务的对象索取更高的工资。换句话说，转个弯，打击群租的成本将由服务业的消费者承担。

*本文节选自陆铭《大国大城》，现标题为德科地产频道所加。可在京东、当当、亚马逊等书店购买《大国大城》一书，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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